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举行最后的一次会试、殿试,宝应刘启瑞考取三甲第五名,成为宝应历史上最后的一名进士。
       刘启瑞(1878~1961),字翰臣,号韩斋。宝应刘氏至清末科举特盛。光绪十二年(1886)刘氏一门中了三个进士,其中刘岳云即启瑞之父,另两位启彤、启襄为启瑞族兄。光绪十五年(1889)启瑞族兄启端、奉璋又中进士。刘岳云师出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成孺之门,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曾经“授国子诸生数学”、“主尊经书院”,官至浙江绍兴府知府。刘启瑞中进士后,官内阁中书,截取以同知用。宣统改元,与章梫(新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的祖父)同校《德宗实录》。清亡后去职隐于家。
       宝应为汉唐旧县,历史上名家迭出。然而因为地当江淮要冲,数罹兵燹,故而典籍亦零落无多。但自明开国以来,宝应世家大族以文章经术继兴,搜、藏文献者代不泛人,且明清鼎革之际,宝应又没有受到冲击,遂蔚为一文献大县。其中又以朱、乔、刘三家为最。刘启瑞归隐后承先贤遗绪,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使许多濒于失传的文献得以存世,如名藏书家傅增湘著录的宋本《武经龟鉴》、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宋刊《观史类编》、宋刊《郎注陆宣公奏议》等,以及邑人乔可聘的《乔御史集》、乔崇让的《西浦图》、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然而没想到这却引来了一段公案。
       这段公案由刘启瑞的儿子刘文兴引起。刘文兴(1910~1960),字诗孙,193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沈尹默之弟)所赏识。当时沈先生正打算完成自己的多年宿愿,编纂《广韵声系》,遂聘刘文兴参与,于是刘文兴被调入辅仁大学研究所任编辑。在《广韵声系》长达九年的编纂中,刘文兴从开始时加入到1940年离职,前后达八年,而沈先生聘请的另两位编辑,只参与了一头一尾各一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可以说,沈先生的这部巨著,刘文兴是最主要的编纂者。解放后,刘文兴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治中国古典文学。1957年由于在鸣放会议上说了一句话:“印把子你们掌着,我们有什么话好讲?”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回原籍劳动。1960年10月25日因贫病交迫,不幸早早离开人世,年仅五十一岁。二个多月后刘启瑞离世,时年八十四岁。
       这段公案的经过是:宣统元年,醇亲王载沣摄政,令人在内阁大库找清初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典礼档案,没想到却被刘启瑞找到一册《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及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这可真是想要的没找着,不想要的却蹴上脸来,也许这才是有人以库里旧档无用为由请旨焚毁得允的真正原因,《太后下嫁诏》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幸运的是《皇父摄政王起居注》被人挟带出来,“越一年,始见诸厂肆”,刘启瑞“亟购存之”。1946年,因为生计所迫,刘家不得不将此书出售“以易米”。刘文兴恋恋不舍,撰《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追叙此书来历及发现《太后下嫁诏》事,刊登于1947年《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的第35 期。此文一出,犹如在学术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认可者及质疑者均不乏学术名家。但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广大学者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关于太后是否下嫁的争论也就逐渐被学者们淡忘了。直到1981年,学者熊克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一文,刘文兴的旧作才又一次成为热点。其中质疑最力的为万依先生,他在《清代宫廷史》一书中,以对刘文兴早年朋友朱家溍先生的访问为由,认为所谓《太后下嫁诏》只不过是刘文兴开的一个玩笑。其实即使从万依先生的转述看,他的观点也严重地误解了朱先生的语意。当代著名的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就说:“《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被保存下来,既有其书而非伪造,那么,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亦必有其诏,或有再被发现之一日,即使它永远失落,不可复得,我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直到此时,这段公案还在学术争论的范围内,但后来的发展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有人竟然附会出刘家在内阁大库偷书的奇谈,诋毁刘启瑞父子的学识和人品,甚至怀疑刘文兴的学者身份。早在明代,宝应的朱应登、朱曰藩父子就藏书极丰,朱应登曾将家藏书籍分半赠予邻邑的吴承恩,助其成为一代文学大家,朱曰藩则搜集整理出了南北朝时文学大家庾信的《庾开府集》。到了清代,乔可聘曾遍读宋元明诸儒之书,其子乔莱更是文采风流,极一时之盛,汤右曾、方苞等年轻时都曾在乔家课读诸子甚至受到提携,扬州学派先驱之一的王懋竑,也是读了乔家藏书才成为一代学术大师。难道这些书都是“偷”来的?刘文兴在北京大学就读时,便编著了《刘端临(台拱)先生年谱》,刊登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任职辅仁大学后又编著了《刘楚桢(宝楠)先生年谱》,刊登于《辅仁学志》。刘台拱、刘宝楠分别为扬州学派早期和中期的代表人物,因此这两部书现在已经成为治“扬学”者案头必备。此外,刘文兴还撰有《北宋本〈文选〉校记》、《宋本〈唐鉴〉校记》,分别刊登于《北平图书馆馆刊》、《中法大学月刊》,未刊的则有《射阳古甓考》、《食旧德斋收藏金石录》,故1934年容庚先生成立考古学社,刘文兴是早期社员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于沈兼士先生过问,刘文兴将《皇父摄政王起居注》抄录副本送故宫博物院排印。孟森先生以为康熙十年始有起居注官,前此不应有之,故未经告知即改书名为《多尔衮摄政日记》,而刘文兴则认为:“此乃明末降臣所为,因袭明制,固未可以常制论也。”凭心而论,仅此而言,刘文兴的史识当在孟森之上。1940年,在助沈先生编纂《广韵声系》之余,刘文兴还发表了《论隋唐间之楚音》,论述楚音在方音中的特征,推求隋唐间楚音之材料、方法、结果等,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族祖刘宝楠《论语正义》刊行后,子恭冕续作《论语正义补》,未及润饰刊印而卒,文兴编辑此稿,不加擅改,使得刘氏《论语》之学相传数世。所有这一切,均可见刘文兴之学识、人品。故而朱家溍先生虽质疑刘文兴学术观点,却也承认其学术研究态度非常严谨。对于这样一位前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怀疑他的学者身份呢?
       1979年,刘文兴得到平反昭雪,而此时距刘启瑞父子去世已将近二十年了。当年与刘文兴一起被打倒的学者,平反后许多人都成为了大师级的人物。每念及此,不得不为宝应最后这位进士及其传人的一生遭际而欷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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