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扬州宝应县是我的故乡,是我终身魂萦梦牵的地方,加之我的专业是文物考古学,所以,许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文物工作。文物是祖先的创造,是文化的表征,是一个地区开发过程的见证者,是民族情感的认同物,其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诸方面的价值早已得到世人的公认,所以世界各国都十分珍惜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但历史文物和今人之间毕竟有着巨大的时空差异,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它、释读它,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给予理性的保护和利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方法,本书对宝应县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文物诸如陶瓷、玉器、钱币、石刻、铜器、漆器、化石以及文房用品等做了较为精细的介绍,意义非同小可。
综览本书,通过对文物内涵的发掘,揭示了宝应县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书中重点反映了汉射阳县和唐、宋宝应县两处县域中心的文物遗存,展示了它们在不同时期各自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特色。书中所说“射阳九里一千墩”即汉代墓葬和该地出土的各式陶器、墓葬明器、画像石、玉器、漆器、铜器等,无不反映出汉代“宝应县”(古射阳县)的物质文化水平,如陶仓、陶井、陶碓、陶磨等,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汉代宝应的建筑形象和农产品加工技术;陶尊、勺、匜、缸、罐、瓿、鼎、壶、碗等,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结构的投射;住宅、猪舍以及猪、牛、马、羊、鸡、狗等陶明器不仅是汉代宝应人民的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们透视出当时县境内家庭畜禽养殖业和小农经济的发达。那些精制的玉璧、玉佩,那些刻有“孔子见老子”等历史故事的画像石,是礼仪文化和儒学传统等民族精英文化在二千年前左右已浸染着宝应父老乡亲心灵的物证。如果将来能够在考古家的手铲下发掘到汉代射阳县城,说不定古老的街道和城垣能更多地告诉我们汉代的宝应先民已是多么的富有才情和文化创造力。
书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重点介绍了今宝应县城内发现的二处北宋墓群及墓中出土的一大批文物,这些文物极其生动地昭显出宋代宝应人的生活风貌:那些出自山西耀州窑、河南临汝窑、江西景德镇窑,或者还有江西赣州窑、河北定窑的精美瓷器,来自浙江一带的漆器,来自山东和安徽的墨、砚……。请看:男性注重文化,砚、墨、水注等文房用品归他们所有:而女性则爱美,首饰、镜、奁和脂粉盒等,属她们的随葬物,典型的“男才女貌”的城市市民家庭结构和生活追求。这就是一批北宋文物给我们描述的近千年前的宝应先人的生活场景。
如果我们将宝应文物与县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发现宝应县域中心真的是“运河文化”的结晶,汉射阳县城是邗沟的北端重镇,与广陵(今扬州市)扼邗沟南北两极;唐以后之宝应县城则更是“运河文化”孕育的果实。元朝时期来自异国的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还这样说“离淮安州后,东南向沿(运河)堤骑行一日,此堤用美石建筑,在蛮子地界入境之处,此堤两岸皆水,故入其境只有此道可通。行此一日毕,则抵宝应美城……其货币为纸币,恃商工为活,有丝甚绕,用织金锦丝绢,种类多而且美,凡生活必须植物,皆甚丰饶”(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一百四十章“宝应县城”)。试想,如果没有运河带来的物流,宋元时代的宝应人就难以享受到来自天南地北的丰富产品和文化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交通地位决定了宝应县城的命运,运河给宝应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和开放,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昌盛。同时本书传递的有关文物的知识,也打开了一扇领略古代宝应文化和艺术的多向窗口。谈器物造型、时代特征、工艺源流、艺术风神、综合价值等,避免了单一和枯燥,讲陶、讲瓷、讲玉、讲石、讲墨、讲砚、讲钱币、讲人物墓志等等,把科学性和知识性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全书的可读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风格,但它们又都不是孤立的。昨天是今天的基石,今天是明天的先导,明天是今天的延伸,历史文物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创造正是维系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及不同人群的纽带与桥梁,具有永久的生命和价值。宝应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珍贵文物,经过图文并茂的艺术展示,使之能“跳”出博物馆的围墙和历史的藩篱,来到我们中间,还会传播到海内外阅读本书的人们当中,相信会为宝应今天的文明建设发挥有益的作用,会引导人们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去加倍地学习与劳动。
是为序。
200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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